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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儒學關系論
作者：黃開國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載《湖南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4年第2期
[摘 要] 由于四部門類法與經學始于漢武帝獨尊儒術說的影響，在經學與儒學的研討中，一向存在儒學為子學，非經學的認識。孔子開創的儒學是闡發五經常道的正人儒的儒學，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不過是先秦漢初儒學發展的結果，經學與儒學的本質完整雷同，四部門類法的以儒學歸于子部不克不及成立，說明儒學與經學都是闡發五經元典常道的學說，二者不存在經子之分。
[關鍵詞] 經學；儒學；本質
經學與儒學的包養網關系問題，是一個至今仍然值得包養網探討的問題。傳統的四部門類法以經學、儒學分屬經部與子部，現代有關經學史的論著都以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為經學的開端，以孔子開創的儒學為諸子百家之一，而在經學研討中風行儒學為子學，經學高于儒學的觀念。其實，孔子開創的儒學與五經博士之學都是傳承詮釋五經元典的學說，不克不及因儒學與五經博士之學出現時間的先后，更不克不及據四部門類法，將五經博士之學與儒學分屬兩個分歧層次的部類包養網。
一 孔子開創的儒學包養網比較
要正確說明儒學與經學的關系，就得追根溯源，對孔子開創的儒學有準確的認識。孔子開創儒學是一個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但以儒學稱呼孔子開創的學派能否準確？畢竟應該若何懂得孔子開創的儒學？卻是一個至今需求認真反思的問題。
自孔子開創儒學，對儒學作出說明的是西漢的劉安、司馬談與東漢的班固。《淮南子·要略》說：“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1]709劉安是從孔子的開創來講儒學，所以，著重從孔子對周公禮樂文明的繼承來講儒學的構成。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是這樣評說儒學的：“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克不及通其學，當年不克不及通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2]3289西漢言六藝，并不是指周秦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學，而是指經學典籍的五經。無論是《淮南子》的所謂“修其篇籍”，還是《論六家要旨》的以“六藝為法”，都特別重視儒學對五經的依存關系。
對儒學的最經典說明，出自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心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3]1728雖然儒學并紛歧定出于司徒，但關于游文六經、宗師仲尼如此，無疑是對儒學精力實質、學派特點的最為周全而準確的說明。
此中五經的經典文本是儒學成立的最基礎，是整個儒學發展依賴的根據；五經的精力是以仁義為焦點的圣人之道，而堯、舜、文、武是五經精力的人化，孔子則是儒學開創者。離開五經的經典，所謂留心仁義、祖述包養網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皆無蹤可尋。
儒學的成立有賴于五經，五經是儒學開宗立派的最基礎，而五經的最終確立是孔子刪定五經。五經同時也是經學樹立的最基礎，因為經學是闡發五經元典的學說。確定孔子刪定五經，儒學以詮釋五經為宗，經學是詮釋五經的學說，就得承認五經的確立，儒學的開創，經學的開端，三者是統一的。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指出，孔子著六經，才有經學的開辟，這雖然帶有科學孔子的成分，但確實道出五經的確立、經學的開辟、儒學的創立統一這一基礎事實。細品司馬談與班固論儒學的話，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司馬談卒于公元前110年，是立五經博士之后的24年，看到了西漢五經博士之學的興旺，“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克不及通其學，當年不克不及通其禮”，絕不是先秦漢初的儒學，而只能是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之后才能夠出現的現象。班固游文六經、留心仁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論述，不也完整適用于評說五經博士的經學嗎？完整可以說司馬談、班固對儒學的論說，實際上講的是西漢經學。
儒之名，兩見于《周禮》。關于儒的本義，前輩年夜師們多有考辨。先有章太炎的《原儒》，隨后出現胡適的《說儒》，馮友蘭著《原儒墨》，錢穆作《駁胡適之〈說儒〉》，郭沫若撰《駁〈說儒〉》，年夜師們以深奧博厚的學識，對儒的本義、源起和儒學的內容等作出了各自的高深解說。《原道》第二輯發表陳來的《說說儒——古今原儒說及其研討檢查》，后來居上，不僅對歷代原儒、說儒的得掉進行了有充足理據的公允評析，還通過翔實的考辨，得出“前孔子時代的儒能夠是對六藝有專門知識者”的結論。這一結論是有說服力的。
但以儒稱呼孔子開創的儒學，并不克不及反應儒學的本包養網排名質特點。《論語·雍也第六》載，孔子曾告誡子夏：“女為正人儒，無為君子儒”，說明年齡不僅有儒，並且有正人君子的分野。君子儒是指以六藝討生涯之儒，正人儒指以闡發五經常道為己任之儒。孔子最有時代意義與對中國文明最年夜的貢獻，并不在早年以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為教，而是在暮年刪定五經，及其用以教導門生。
孔門評價門生的賢與不賢的重要標準，就是看能否知曉、踐行五經的精力，孔子開創的儒包養學對后世最主要深遠的歷史影響正在于此。恰是因為孔子的刪定五包養經，確立了經學的元典五經，經學才得以開端構成，儒家學派才幹夠樹立。一些嚴重歷史事務的意義，往往要在許多包養年之后才會被認識，孔子審定五經、以五經為教的意義，并沒有被當時的人們充足認識，當時人們更多地留意到孔子創立的學派與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歷史聯系，而將“儒”的名稱冠于孔子開創的學派。
若從孔子的最主要文明貢獻在審定五經，以五經為教而論，用儒這個名稱來稱謂孔子開創的學派顯然是名不副實，沒有捉住孔子開創儒學的本質地點。盡管用儒的名稱稱呼孔子開創的學派是禁絕確的，但由于當時還沒有發明能夠準確描寫孔子所開創的學派的名詞，就只能接收這一約定俗成的稱呼。可是，孔子自己對這一稱呼是不滿意的，于是才提出“正人儒”與“君子儒”之辯，以標明本身所創立的學派與先前之儒的區別。
對何為正人儒，何為君子儒，《論語注疏》是從明道與矜名來分化的，正人儒尋求的是圣人之道，而君子儒則以名利為尋求；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是從天理人欲之辯來分化的：“謝氏曰：‘正人君子之分，義與利之間罷了。’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4]88代表漢學的《注疏》與代表宋學的《集注》的解說，表現了漢學、宋學各自的理論特點，都在必定水平上合于孔子的正人喻于義、君子喻于利的名言，有必定的根據。
但孔子以義利分正人君子，只是對正人君子的原則說明。具體到“儒”，僅僅拘泥于原則性的說明，是遠遠不夠的。這兩種解釋并沒有準確說明正人儒與君子儒的本義，但正人儒相關的義、天理，皆為經學常道的內容，所以，漢學、宋學的解釋又都暗合于孔子的正人儒、君子儒之義。
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所載歷代學者關于正人儒、君子儒的解釋，多數都確定正人儒是與品德精力相關的人格。如劉逢祿《論語述何》，以“賢則識其年夜者”釋正人儒；《集解》以“明道”釋正人儒[5]450-451。這些對正人儒的詮釋，雖然沒有點明正人儒以傳授五經為務，但這些說法都與五經有關，因為儒學的明道之道只能是仁義之道，為己之學即成人之學，識之年夜者也只能是仁義之道的為己之學，而這些說法都是五經精力的體現。歷代多數學者的詮釋都旨在說明，孔子所說正人儒的本質在重品德，而品德就是五經的仁義精力，正人儒天然應該指傳授五經、講求仁義之道的儒者，而不是依憑六藝討生涯的君子儒。
孔子以正人儒、君子儒之別告誡子夏，就是盼望他不要做以六藝討生涯的君子儒，而要做以五經的傳授為己任的正人儒。子夏以文學著稱，故孔子將這一盼望依靠在子夏身上，子夏的確也沒有辜負孔子的厚看，相傳子夏著有《子夏易傳》等傳經的著作，并在門生中重視五經的傳授包養，是七十子中對經學的傳承貢獻最年夜的門生，因此經學史上有子夏傳經之說。子夏在孔門四科中以文學著稱，這里所說的文學不是現代意義的文獻，包養平台推薦而是與經學相關的文學，漢人以文學為經學的別稱，就是對孔子四科之一的文學與經學關系的最權威說明。以傳承五經為務，是孔子所說正人儒的真諦。后世真儒、年夜儒、鴻儒與假儒、俗儒、冬烘之辨，都應該從孔子所說的正人儒、君子儒之別來解釋。
承認正人儒以傳授五經為業，就得承認儒學是傳授詮釋五經的經學。當然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術“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3]1746，但只要儒家才是獨一“游文于六經之中”[3]1728的學術。從學派意義說，儒家雖然可以稱為諸子百家之學，但從學術的實質而論，儒學又與諸子百家其他學派有嚴重區別，儒家與經學的學術本質是完整雷同的，都是以闡發五經常道為宗。
只要認識到這一點，才幹夠解釋為什么漢武帝實行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不是以其他學說為官方式定之學，並且儒術獨尊能夠延續二千余年；也才可以說明為什么先秦到漢初儒學家的著作，如《論語》《孟子》《孝經》《禮記》，及其先秦漢初儒學家詮釋五經的《公羊傳》《穀梁傳》《左傳》《毛詩》，后來都被列進十三經，《禮記》中的《年夜學》《中庸》也成為四書學的經典；孔後輩子及其后學詮釋五經的著作，如《子夏易傳》《尚書年夜傳》《韓詩外傳》等，都在四部門類中被列為經部，成為經學的主要文獻。
后來即便是所謂漢學代表人物董仲舒與宋學的代表人物朱熹，他們都沒有被列進十三經或四書序列的經典著作，《四書章句集注》被官方列為學官，也只是對四書的集注，而非四書自己。事實說明，先秦漢初儒學為經學發展做出的貢獻，是后來任何一個經學時期都無法比擬的，這個時期是經學史上最為光輝的階段。
二 五經博士之學
自孔子開創儒學，從先秦到西漢初年都無經學的概念，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后才有經學概念的出現。《史記》一書，無經學一詞。經學一詞最早出現在《漢書》中，共有12次。（1)《兒寬傳》載：“及（張）湯為御史年夜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3]3332這是經學一詞的最早出現。自此以后，西漢言經學皆指五經博士之學，如長安令楊興推薦匡衡時，稱贊他“經學絕倫”[3]3592等。《后漢書》中經學一詞出現25處，都用于指稱研習五經的經學家或相關學說，無一異義。這表白出現在漢代的經學一詞，是用來稱呼五經博士之學的專著名詞。
經有法則、法典、經典、常道等義，先秦就有天經地義的說法。而天是漢代哲學的最高范疇，漢人以經學來稱謂五經博士之學，表現了對五經博士之學的愛崇。用經學一詞指稱五經博士之學，帶有將五經博士之學置于天經地義高度的哲學意義，也帶有以經學典籍為法典，以經學為圣人之道等含義。設立五經博士是中國思惟文明史上的一次巨變，經學一詞的出現，恰是五經博士之學凌駕于其他學說之上法定位置的反應。漢代以后，人們都是以對五經元典的詮釋來言說經學，幾乎無人超越這一經學含義。
比較漢武帝以來的五經博士之學與先秦漢初的儒學，就會發現二者存在時間遲早先后的分歧，平易近間的私學與當局的官學等諸多方面的分歧。此中最年夜的分歧是先秦漢初的儒學只是諸子百家之一，可以與其他學派彼此討論、批評甚至批評，但五經博士之學為法定的官方學說，只能信仰，不克不及懷疑，更不克不及批評；先秦漢初儒學與其他學派的論爭，重要是學派之爭，漢武帝以后與經學相歧的學說，就會被社會所排擠，甚至被視為非圣誣法的異端邪說。五經博士之學在漢代也成為讀書人進仕的獨一“敲門磚”，通經進仕，成為時尚，這與先秦漢初知識分子的進仕，法家、縱橫家、陰陽家出生的人物，往往更不難獲得高官厚祿構成鮮明對照。
假如由此認定先秦漢初的儒學與五經博士的經學是分歧時代的學說，就不得不承認經學是開始于漢武帝，在這之前是無所謂經學的。可是，這只是對先秦漢初儒學與五經博士之學關系的單包養方面認識，只看到漢武帝的五經博士之學與先前儒學的時代差異，而沒有看到二者學術本質的分歧性，存在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系。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本來就是先秦漢初儒學發展的必定結果，最後成為五經博士的學者所有的都是漢初的儒學家。
所以，司馬遷、班固追溯五經博士之學來源時，經常聯系先秦漢初的儒學年夜師為說，如《漢書·儒林傳》說：“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年齡》，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3]3593這說明五經博士之學不是儒學之外的另一種學說，而是先秦漢初儒學的繼續。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而制訂的嚴重文明軌制，是保證儒學獨尊，為經學發展作出軌制保證，而不是對儒學本質的改變。孔子開創的儒學以傳承五經常道為任務，五經的常道經過先秦漢初儒學日新無已的發展，不僅到漢武帝時成為時代的顯學，並且已經深深影響到整個中華平易近族，成了中國人的文明精力的共識。漢初政治家、思惟家總結秦亡的教訓，構成的立刻得之，不成能立刻治之的共識，更為漢武帝的立五經博士做好了直接的理論準備。歷史的風云際會，瓜熟蒂落，讓漢武帝實現了這一點。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被后人歸結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含有經學、儒學無本質區分，二者是統一學說的分歧稱謂之意。《漢書·武帝紀》有“罷黜百家，表章六經”[3]2525之語，《漢書·董仲舒傳》中則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2524的表述，雖然沒有獨尊儒術一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連稱也出自蔡元培，但這一說法自出現以后就能夠被學者廣泛接收，并長期成為評論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的風行觀念，絕不是無事理的。因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語，從儒學的獨尊與百家的被抑黜的對立，說明了樹立五經博士這一嚴重事務的歷史包養意義。
《漢書》所說的“表揚六經”與“推明孔氏”，用的雖然不是“獨尊儒術”一語，但都與孔子開創的儒學有關，都是指儒學由私學變為官學。盡管罷黜百家不是禁絕諸子之學，但官方只認可儒學包養行情，只要儒學尊奉的五經才是官方認可的經典，通經才是讀書人進仕的門徑，在這個意義上說儒學獨尊是完整符合歷史事實的。而儒學獨尊的軌制表現就是官方設立五經博士之學，既然這般，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不過是將儒學由平易近間之學升為官方之學，只是儒學位置的改變，而不是儒學學術本質的變化就非常明白了。
我們當然可以說五經博士之學是經學，卻不克不及據此認定經學開端于漢武帝。因為鑒定經學、儒學的標準，是學術的本質，而不在于是官方式定還是平易近間之學。從經學是闡發五經常道的學說來看，經學的開端應該以五經的確立為標準，而五經的確立是由孔子實現的，遠在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前。若以平易近間之學與官方式定的分歧，將統一性質的學說認定一為儒學，一為經學——兩種分歧學說，這還有什么學理可言。漢武帝立五經包養博士之后的所謂經學，與先秦漢初的所謂儒學，只存在能否為官方認可的區別，而不存在學術本質的差異。若追尋為什么儒學能夠獨尊，其余諸子之學沒有被官方承認的本源，顯然在于儒學的學術是以詮釋五經常道為宗，具有中華平易近族的平易近族精力、價值取向的文明基因，而這恰是經學的本質地點。
正因為漢武帝以來的經學與孔子開創的儒學精力實質、學術趣旨、價值取向是完整分歧的，所以，《史記》《漢書》也用經學一詞指稱先秦漢初的儒學，如《史記·儒林列傳》:“及高天子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圣人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漢興，然后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年夜射鄉飲之禮。”[2]3592《儒林傳》是記敘五經傳包養網授的經學師承，這里所謂經藝明顯是指先秦流傳下來的儒學，《漢書·儒林傳》也有雷同的記敘。
《漢書·賈鄒枚路傳》鄒陽說：“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3]2353以經學與辯知、奇節相對，說明鄒魯與齊楚、韓趙分歧地區的文明特點，也是指先秦縉紳師長教師為載體的齊魯儒學。在《史記》《漢書》《后漢書》中，五經博士或有名的經學家經包養常被直接稱為儒或名儒、年夜儒，不絕于書。董仲舒是公認的公羊學年夜師，是公羊學博士，但劉歆稱董仲舒“為群儒首”[3]2526，班固稱董仲舒“為儒者宗”[3]1317，都是用儒之名，而不是經學之名，也就不難懂得了。
恰是因為漢武帝以來的經學與孔子開創的儒學是一脈相承，所以，深知這一點的司馬遷在記載漢武帝以來以五經博士之學為代表的經學時，用的是《儒林傳》的名稱。《史記·儒林傳》是以五經的經典為綱目，來記敘五經經師傳承的變化，也就是說《儒林傳》是經師經典傳授的記敘，是完完整全的經學記錄。
假如說司馬遷著《史記》時用《儒林傳》之名，能夠因為當時還無經學一詞，而采用權宜之計，那么班固生涯的東漢，經學一詞已經成為稱呼五經博士之學的專門名詞，得以廣泛風行，可是班固仍然還是用《儒林傳》的名稱，這就只能說他們是以儒學經學本質統一的觀念包養在指導《儒林傳》寫作。並且這一現象一向到《清史稿》都因此不改，幾乎全都是用《儒林傳》來記述研治、傳授五經、四書的經學家，這不恰是對漢武帝以來的歷代經學是先秦漢初儒學的歷史發展的認同嗎？
從孔子開創儒學的先秦到近代，除了有班固所說“儒家”者流的經學與經學家，哪里還有什么別的的經學、經學家可言？而歷朝歷代史記包養網價格的《藝文志》或《經籍志》及《四庫全書》所列的經學著作，無不是出自宗師仲尼的所謂儒學家之手。離開以傳經為業的儒學家，還能找出什么經學家？
只要元人著《宋史》，才在《儒林傳》外，設立《道學傳》，并置于《儒林傳》之前，來表揚周敦頤、程朱所謂道學，以為只要程朱之學才接續孔孟之道，這明顯遭到韓愈道統說的影響。清代編著《明史》時，徐乾學、徐元文主張沿襲《宋史》，設立《理學傳》，但遭到黃宗羲的劇烈反對。黃宗羲說：“夫十七包養史以來，只要《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後輩子列傳》《孟子列傳》罷了，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為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為門生者，猶之傳孔子之門生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品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門生之列，正為允當。”[6]451黃宗羲明確講到《儒林傳》是“為傳經而設”，十七史無異，最基礎用不著在《儒林傳》之外往另設什么《道學傳》《理學傳》。所謂《儒林傳》“為傳經而設”，所傳只能是經學，既然是經學，以“儒林”為名，不恰是以經學即儒學嗎？
若經學與儒學真是兩種分歧的學說，在已經有了經學之名，特別是四部門類法已經出現，嚴格區分經子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的情況下，難道歷代的史學家還會不顧這一常識，還要以子的“儒”代經，犯下混雜經子的錯誤嗎？尤其是在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后，黃宗羲還敢以《儒林傳》包養網為據，來理直氣壯地反對設置《理學傳》嗎？假如不是這樣，只能用司馬遷等歷代史學家與黃宗羲都深知經學儒學本質不貳，漢武帝以來的經學，實際上就是先秦儒學的發展，二者并不存在本質的差別來解釋。可以說，在司馬遷與歷代學者那里都是以經學儒學本質統一，來處理所謂儒學家與經學傳承的關系，他們從沒有將經學與儒學決裂包養平台推薦，當作兩種分歧的學說。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儒學由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上升為官方認可的獨尊學說，五經成為法定的經典，帶有官方意識形態的顏色。在獨尊儒術的歷史佈景下，經學僅僅成為“游文六經”的儒學家的專業，實際上就是儒家包養一家獨享，而其余諸子學派的人都被剝奪了詮釋經學經典的權利。
對經學研討人員成分的限制，給經學的發展帶來結局限。但經學也因獲得統治階層的官方包養網 花園支撐，獲得了軌制的保證與國家資源的攙扶；而通經進仕的官方文明政策，使通經進仕成為知識分子晉升宦途最主要的手腕，加之利祿的引誘，知識分子紛紛投進經學研習中，許多人皓首窮經，為經學發展供給了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撐，并引發了經學學說的極度繁榮。
班固在《漢書·儒林傳》中曾這樣評說西漢經學在利祿安慰下的興盛：“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門生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年夜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3]2620經學在其后的發展中雖然有盛有衰，但被官方認可的統治位置，卻一向沒有被動搖。兩千年來，在利祿的引誘下，經學人才輩出，著作汗牛充棟、不成勝數，是其他任何學術都無法比擬的。
三 四部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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